从兵民合一到发展常备军

编者按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可以通古今之变化，知国家之兴替。用历史眼光观照军事改革，可以使我们借鉴前人改革成功的经验，汲取前人改革失败的教训，在面对国防和军队改革中的险滩暗礁时更加淡定从容。从今天起，本刊“读史札记”栏目推出著名军史专家、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徐焰教授撰写的“军事改革古今谈”系列文章，供读者学习参考。

纵观人类发展史，战争始终与之相伴。穷兵黩武固然会使国家遭受灾难，但国家强盛都离不开有一支强大军队。古往今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军事强国，却往往“各领风数百年”，盛衰轮替。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以武功创造了古代头号军事帝国，不过一二百年就走向颓败并四分五裂。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时只有300万人口和民兵武装，在20世纪就成为世界军事头强。操纵着这一历史变幻的巨手，就是国家和军队能否进行改革。僵则死，变则通，古今一理。

人类的建军史，就是在社会进化中不断变革发展。原始社会就有频繁的部落间厮，不过还没有军队。距今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遗址”，那是原始母系社会时的部落寨子。笔者到访时特别注意到，部落周围修挖有很深的壕沟，其主要目的已不是对付野兽，而是防范相邻部落，而石、石斧和弓箭既是狩猎工具又是同类搏的武器。那时所有部落成年男子都要参加厮，生产者同战斗员合一，部落首领又兼搏斗指挥。

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了最早的国家政权，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和军队。传说中的夏朝和有甲骨文记载的商朝，都是奴隶制国家。那时国家形态还不完善，国王相当于一个部落联盟头领，例如大禹领导黄河沿岸部落治水成功就被推为头领。国王一般都充当征战统帅，大臣文武不分。夏、商时对外征战为维持政权所必需，这一能使周围部落臣服，二能抓捕俘虏。那里出战的概念等同打猎，不过抓获的目标是人，这是国内奴隶的主要来源。

有不断对外征战的需求，就必须建立军队。不过从考古成果看，夏商周三代常备军极少，即只常设国王卫队，大都由贵族和上层平民子弟组成。自由民中的男性青壮年亦兵亦农，即战时当兵、平时务农，奴隶们只被驱使干活而不服兵役。

河南安阳殷墟考古时发现了一座“妇好”墓，是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妻子的陵穴。从墓中甲骨文记载中可看到这个王后有3000士兵，因此后人称她可算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有一次武丁还让妇好统率士兵1.3万人出征，约占商朝军队的一半略多。

商朝调集兵力通常选择在秋收之后，即在平民完成收获之时，这样突遇紧急情况兵力就不够。被周朝妖魔化的商纣王其实是很能干的统帅，他对外征伐捕俘最多，并送到首都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河边）为奴。周武王以主力“虎贲三千”（即马拉战车的部队）来袭时，纣王原来不多的常备军正远征“东夷”，仓促间集合朝歌城内的奴隶去抵抗，而这些仇恨商纣的人怎肯卖力？他们在牧野战场倒戈暴动，这就导致了殷商覆没。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西周以前朝为戒，在各统治中心修筑坚城。不过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余粮很少，朝廷养不起很多脱产人员，西周除宫廷卫队（禁军）外，自由民平时生产，遇战事或“秋狩”才把青壮年编入军队操练或出征，奴隶仍不能当兵。周鼎金文记载，周军最大建制为“师”，辖2500士兵和100辆战车，鼎盛时有22个师，在平时多是空额。

西周寓兵于民的兵农合一制，应急时又暴露出致命缺陷。公元前841年朝廷与民争山林之利发生“国人暴动”冲击王宫，周厉王只有少数卫兵无法镇压，只好弃国出逃。此后王室更加衰弱，诸侯却财力增强能聚集较多常备兵，于是周王建立了最早的预警动员系统――烽火台，靠白天放烟、夜间点火调动下属来援。可叹幽王为宠姬褒姒搞了“烽火戏诸侯”，西北犬戎进攻镐京（今西安）时，烽燧发出警报被视为如同“狼来了”的游戏。因诸侯不来救援，幽王丧命，中国古代最早的繁华首都镐京被焚掠成一片废墟，其子平王东迁洛阳后进入了东周列国时期。

古人将昏君的典型，称为“名之曰幽厉”。厉王、幽王昏聩的重要表现，就在于不变革军队动员体制而任其僵化废弛。进入东周后史称“春秋”时期，诸侯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组织起以战车兵为骨干的军队，中国战争舞台上也以常备军为主进行交锋。有专职军队的建立发展，才有条件推动作战艺术和武器制造业不断进步，古代兵学的灿烂瑰宝也在春秋时放射出光芒。（徐 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