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袱难卸 国企混改遭遇现实屏障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山东、江西、上海、北京、辽宁等地采访发现，随着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和经营困境倒逼，不少国企已在内部治理改革上狠下功夫，但具体操作层面的一些现实难题也有所显现，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给国企背上沉重包袱，不少地方的国企改革设计中缺乏激励机制，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的手段不足。专家建议，在完善规则前提下，国企应成为市场主体，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健全内部治理机制。

　　包袱难卸

　　化解冗员、加强管理、规范薪酬……不少国企都在内部治理上下狠功夫，相比之下，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产权改革却进展稍缓。这既归因于国企产权改革的复杂性，也受困于历史遗留的诸多现实难题。

　　一位省级国资委负责人坦言，国企无论是搞产权混合，还是股权多元化，战略投资者的最大关切，往往就是企业是否“还拖着油瓶子”，“就像二婚女子如果还带着公公、婆婆去改嫁，谁都会犹豫再三！”

　　此轮中央出台的“1+N”系列文件中，将卸除国企历史包袱作为重点之一，旨在既帮国企减轻负担，使其“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又为产权改革扫清障碍。然而记者在基层采访，还是碰到了“不敢卸”、“不想卸”、“卸不起”等难题。

　　首先，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空壳企业、厂办大集体、企业办社会、‘三供一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哪一项不是依附在国企身上‘吸血’？而要想把它们彻底剥离，我们又很难承担得起须支付的巨额成本。”东北某省国资委领导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说起其中的“两难”。

　　国资委前几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底中央企业还办有社会职能机构近9000个，费用补贴每年超过400亿元；离退休人员超500万人，每年负担的离退休统筹外费用及福利性补助数百亿元；此外，对困难群体、内退职工、病退工人等，企业都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

　　这些包袱背着很沉，想彻底卸掉并非易事。以老工业省份辽宁为例，据初步测算，仅解决地方国企的厂办大集体问题，成本就达300亿―500亿元，如果加上剥离“三供一业”、离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处理空壳企业等任务，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其次，各方协调能力弱化。将国企承担的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让政府和企业“各归其位”，是此轮卸包袱的基本原则。但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一些地方对上下级之间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多有意见，对承接国企负担也有情绪。

　　东北一座油田城市的发改委主任表示，上轮改革时油田移交的上百座学校，这些年就让地方累计多投入十几亿元，“这次要移交‘三供一业’可以，先补上这笔钱再说。”

　　中部某省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资产运营人士表示，地方接收机构“狮子大开口”，对国企剥离的供电、供水等社会职能，提出了过高的改造和补贴标准，“我们望而却步”。

　　再次，部分地区存在畏难情绪。东部省份一名国资负责人坦言，多数人都喜欢“向前看”，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却是“向后看”，难以做出政绩不说，还容易引发矛盾。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有的地方对卸包袱存在畏难情绪，怕拍醒“睡着的孩子”；个别地方甚至一等再等，想等到职工退休或死亡，问题“自然”消解，这样的心态很容易错过时机，耽误改革。

　　动力不足

　　就像“不到严冬不垒窝”的寒号鸟一样，有的国企不到绝境不改革，等待观望情绪浓重。东北一家煤炭国企负责人说，有的国企改革还没有从上级“要我干”中走出来，变成真正的“我要干”。

　　上轮振兴的“黄金十年”，东北不少国企热衷于“靠大联强”，但规模的做大、级别的提升，并未带来体制机制的根本优化。“以辽宁为例，上轮跨省重组的东北特钢，由央企中铝集团并购的抚顺铝厂，近期生产经营都步履维艰。”长期关注国企的当地高校经济学者表示，一些企业缺乏长远眼光和忧患意识，在经济困难时期“脓包”自然会破掉。

　　“何时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听上面的。”采访中，一些国企干部私下的话，折射一些改革的“上热下冷”状态。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各地在设计国企改革方案时应有实实在在的激励措施，将改革与国企干部、职工的利益关联起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少数地区，民间资本对国企混改反应平平、热情不高。多位民营企业家表示，他们既怯于市场“水太冷”，又忧于政策“心没底”。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说，目前在改革中优先推出的是产能相对过剩的传统竞争类国企，一些垄断行业虽然放开，但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的阻隔，对民资的吸引力还需增强。

　　顾虑重重

　　隐藏于国企改革中的“雷区”还有待进一步清除。出于对国资流失、利益输送等的担心，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在混改中“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国企担心被扣上决策失误、资产损失的帽子，民资则害怕“秋后算账”挨板子，改革合作难以建立稳定预期。

　　有国企负责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改革有风险导致一些国企负责人有顾虑，其中“国资流失”是悬在改革者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改，即便是一堆“破铜烂铁”，但账面资产还是不变的；如果改革，账面资产就会缩减，确实存在风险。

　　“这些风险如影相随，让有的国企领导产生了‘牧羊人心态’。”西北省份一家化学工业企业的董事长表示，就像“羊养得肥瘦不管，但不能死掉”一样，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干得越少反而越安全。

　　一家央企在东北某地并购的大型冶炼企业两年前因濒临破产而混改，民营经营管理机制的引入，让公司从年均亏损近10亿元，迅速扭亏为盈，职工收入和上缴税收均大幅增加。采访中，主持这家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工作的民营老板却一连问了三个问题，透露迷茫心态：“现在公司搞好了，会不会有人说当初的股价贱卖了？”“这家央企会不会按原定计划，逐步将大股东位置让出来？”“现在公司效益好了，央企会不会将我们的股份收购回去？”

　　一家省属国企副总说，事实上，对国企合作对象的选择、国资交易的价格、企业品牌和无形资产价值等具体问题的操作，中央没有统一规定，各地也难以确定细致标准，”我们就怕出问题、担责任”。

　　周放生认为，呼吁“容错”机制的背后，反映改革急需在法治思维和框架下进行，国企改革唯有划定违法犯罪的“负面清单”，在清单之外充分授权，鼓励大胆尝试，才能让操作者吃一颗“定心丸”。

　　“改革再难，也不能怕有伤亡而不打仗。改革有风险，但程序规范、监督到位、过程公开，相对来说改革就能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江西省国资委主任陈德勤说，“比如，企业引进混改时，经过法定机构的评估和市场的价值发现，企业资产会有个公允的价值。”

　　东北一位资深媒体人表示，此次混改的成败，关键在于对民营资本能否以诚相待。“不能经济形势好时把人家当赘肉，想方设法‘剔除’和‘挤出’，经济困难时又让民企当‘接盘侠’，千方百计吸引它们参与混改。”

　　禁锢待破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少数改革措施在执行中常常遭遇“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矛盾，个别改革行为甚至存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局部治理倾向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化情结。

　　专家认为，这折射出一些人对改革方向认识不清，进而定力不足；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仅靠战术性措施难以收到应有效果。

　　中部省份一户国有钢铁企业在化解冗员中优先清退劳务用工，但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发现，劳务工基本从事苦脏累险岗位，每清退一个，内部职工顶上去两三个都不一定能替代得了。“不解决国企职工‘能进不能出’的顽症，而是堵住企业的市场化用工通道，这么做能解决问题吗？”他问。

　　一家能源央企驻东北分公司的总经理介绍，最近两年总部下发的管理规定，数量几乎相当于此前10年的总和。他形象地说：“如果说之前我们这些分公司只是被束缚住了手脚的话，现在连我们手指头、脚趾头都被捆住了，面对市场的瞬息万变，我们干着急也没办法。”

　　专家认为，国企改革进行了30多年，如果仅在改善控制权的框框里打转，其边际效益可能呈递减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张文魁撰文表示，此轮国企改革能否深化，离不开人们对国企性质的明确界定，国企应成为市场主体，在完善规则前提下，让其自主发展。

　　事实证明，光靠外部管理是很难管好的，企业谋求市场盈利的内生动力才是关键。江西省国资委主任陈德勤说，从已经推进的国企改革中，江西省得出一个经验：凡是产权改革到位、内部治理机制健全的企业，国资委完全可以放手，企业反而发展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