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大选看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乖张

2016年，全球各类政治强震不断，岁末终于以美国大选为压轴而落幕。眼前不安分年景的动荡超越了人类正常的理解力，“后真相时代”的概念因为其对荒诞现实的解释力而一举突围，成为牛津年度词汇。“后真相”意指对民意的形成，客观事实的影响远比不上个人情感和信念的影响。

如果说，真相已不再重要，那么是否可以说以追求真相为终极职责的媒体的职业伦理基础已经融化？作为一个具有神性光芒的机构，被奉为“第四权力”的媒体，更多地依赖于价值观而非商业层面的独特作用，其重任之一是承担整个社会的公民教育职责，因为理想制度的落地最终必得依赖具备美德的理性公民，媒体是否恪尽职守致力于公民政治素养培育事关重大，其履职状况则要接受全民的检验。

借由美国本次大选，潜伏多年的媒体乱象终于在政治领域集中爆发，引发潮水般反思与批判，火力点更多对准的是完全罔顾媒体固有价值逻辑的社交媒体，有学者公然提出“社交媒体正在扼民主”的观点，质疑社交媒体的反民主特质。在真相已被冲击得无关紧要的后真相时代，重启媒体的公正性这个被尘封多年的话题，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指向。

媒体应该是什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体不可或缺，为保证社会能够良性运转，媒体必须承担社会化的公民教育职责。理想的话，媒体应该通过累积性报道培育具有强烈道德意蕴和社会伦理向度的公民，他们深谙手中选票的分量，秉持务实严谨的态度，以实现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推举出符合公共利益的政治人选。但是，人生从善如登，只有借助于媒体这根拐杖，才会在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相对轻松一些。这要求媒体做到两点：一是提供真相。如果公众终日被虚假信息包围，很难期待恶之花能开得绚烂。在任何社会制度中，真相从来被认为占有神圣位置，而寻找事实真相责无旁贷地由媒体来承担。提供真相的媒体是社会在既定轨道上不跑偏的方向盘，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向好。二是保障知情权。媒体有义务为受众呈现多方声音与全面报道，培养民众能够容纳多元观点的开放心态，基于开放心态而做的选择才能相对客观公正。但是人类理性的局限注定了想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本性上，我们宁愿相信与自己观点趋同的信息，而下意识地过滤异见。可以说，客观公正的媒体在人性进化过程中发挥着逆水行舟的作用，帮助人类抵抗并克服固有弱点，与偏见抗衡，让生命成长。

如果媒体放弃基本的职业操守，会产生怎样的恶果？本届美国大选正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媒体变成了什么？8年前，奥巴马乘着社交媒体东风入主白宫；八年后，帮助特朗普挑落既定秩序的依然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社交媒体。当代表着未来趋势的社交媒体在美国反向爆发出惊人破坏力之时，几乎所有人都被震撼得目瞪口呆，就连被誉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都倒戈，认为社交媒体上的误导性信息使人们无法辨别是非，美国人将不知道去捍卫什么、为什么而战斗。

在复盘大选过程中，人们终于发现社交媒体乱象已到了令人战栗的地步，是后真相时代的主要推手，其颠覆媒体固有价值观的行为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被商业逻辑主宰的社交媒体界面充斥着谎言与假新闻，本届大选，不顾底线的逐利性终于被放大至挑战文明社会的极限。Buzzfeed研究发现，大选期间，假新闻在社交网络上传播速度更快，更有商业价值。例如，远在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里的年轻人决意借美国大选发财，发布各种要么纯粹造假、要么严重掺假以固化读者偏见的帖子，诸如“教皇背书支持特朗普” “希拉里即将被定罪” 等假信息，这些假信息点击率都超过百万，凭借这些点击率靠获取脸书和谷歌广告分成赚得盆满钵满。更为致命的是，很少有人关注后续对假新闻的纠错报道。真相在社交媒体时代被严重屏蔽，假币已成功地驱逐良币。

其次，社交媒体躯体上缺少社会责任的基因，在虚拟公共空间，各路人马为换取点击率不断降低底线，发布“你想知道”的内容来迎合原有观点、加强偏见，导向极化社会，由此导致的社会异化程度令人惊讶。

研究表明，由于社交媒体天然的传播属性，比起严肃的事实报道，以惊惧、愤怒或惧怕为情感色彩的消息总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中立客观的报道很难得到共鸣。就是这些符合既定口味的大量同质化信息将人们层层包裹在“过滤气泡”中，不明事理的人们看到的内容越多，自身便越偏执，造成群体非理性情绪不断蔓延强化。

现实再一次展示其荒诞的一面：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社交媒体如此乖张是无解之题吗？其实早就有智者对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恶果提出过预警。2002年，凯恩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预见：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2004年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市场的趋利性会伤害现有民主，眼里只有利润的商业化媒介集团一味迎合受众终将带来“极具破坏性、非理性的结果”。

不难理解，媒体终归是有别于其他商业的产业，无论形式如何转换，本质难以轻易脱离，其强烈的外溢效应与政治属性注定一旦使用不慎，就很可能会不经意间从政治帮手变成政治手，伤及普罗大众。

当然除了批判更应当致力于建设。令人悲观的是，世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美国关于媒体改革的备选项既不充分也缺少创新，很多人回到故纸堆，翻出建立更多非盈利新闻机构的陈旧想法。人类历史上，仅靠情怀去抵抗利益诱惑的成功案例少之又少，难有理由对此保持乐观。不过，也应该看到重构新闻机构的话题重新被关注的背后是已产生一定质变的现实。第一，媒体与政治孪生关系显性化，正视并矫正媒体行为更加具有现实紧迫性。大选过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众主流大报订阅量呈现近年来少有的翻倍增长态势，读者回流或许能给仍怀揣新闻理想的传统媒体以力挽狂澜之信心与实力；第二，传统媒体暴利时代已成过去，如有部分媒体转型为非盈利机构并适度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许是可行且不算坏的选择。